黄益平:没有必要过度悲观 中国经济会稳步向前走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8/10/19

为什么有的经济可以变成高收入经济?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有没有创新能力。如何看待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如何看待市场机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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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黄益平

财经网讯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从经济奇迹向常规发展的阶段当中,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有四个变化值得关注:增长速度会下降,收入分配会有所改善,经济结构会变得更加平衡,产业升级会不断地加速。”10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益平在以“横盘、长效、探寻新增长极”为主题的第十四届中国地产金融年会上如此表示。

黄益平首先谈到,过去40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前面30年,第二个阶段就是后面10年,中间以2008年为界。在2008年前后,我们看到了宏观经济和金融表现几乎是180度的大反转。前面是增长速度很快、结构失衡很严重、金融体系相对比较稳定,但是2008年以后看到的是增长速度不断地往下走,经济结构似乎出现了再平衡,但是金融风险问题成为最大的担忧。

谈到出现反转的原因,黄益平认为,一是过去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路上,我们的政策、市场化的策略其实是不对称的。即产品市场基本上放来,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但是要素市场的劳动、土地、能源、资本,政府干预还都很多。

具体的体现有两个方面,第一体现在把成本人为的压低,第二个体现是在资源配置当中比较偏好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它的实质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在不断地补贴企业、补贴投资者、补贴生产者。出现这种政策实际上跟双轨制的改革有关系。

就是一方面继续支持国有企业的运行,保持经济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为民企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是在双轨制的政策下,国企效率比较低,要继续支持它运行,只能通过外部的政策。财政没有钱,政府采取的方法就是干预要素市场。

在金融部门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银行的贷款利率非常低,第二是银行信贷配置的时候比较偏好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强劲,但是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黄益平同时表示,2008年以后我们看到的一系列变化,一方面是要素市场开始走向市场化,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开始发生改变,原来是严重过剩,到后来变成了短缺。直接导致增长速度不断地往下走,同时我们的经济结构已经变得更加平衡。

黄益平认为,之所以在2008年前后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对要素市场严重扭曲的状况有所缓解,导致了我们经济和金融表现发生改变。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均GDP从2007年的2600美金到去年已经到了8800美金。本质的差异就是过去是中低收入国家,现在一个中高收入国家。

对于增长的减速,黄益平表示,这当中的短期因素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政府过去一直在做的三大攻坚战,三大攻坚战当中两大攻坚战,一个是环保,一个是防范系统性风险。如果再加上已经开始的去产能,这三方面的政策一下子全部实施,虽然是好政策,但是它可能不可避免地导致短期的经济疲软。

如何继续走市场化的道路?黄益平表示,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在融资结构方面,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第二,是在资源配置当中,政府的干预还是比较多。第三,改善我们的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黄益平最后谈到,要重视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当中的作用。我们现在确实面对很多政策型的挑战,其中最大的经济挑战,就是有没有创新能力。为什么有的经济可以变成高收入经济,有的经济变不了?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有没有创新能力。如何看待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如何看待市场机制至关重要。

回过头来看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表现,从大势来看,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的一个方向没有改变。民营企业利润率更高、生产效率更高,他们在就业、产出,在总利润当中的占比持续在上升。当然在一些年度之间有一些波动,但这个方向没有改变。黄益平表示,我们现在确实碰到很多困难,有很多关键的政策因素我们需要作决策。但是往前看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必要过度悲观,中国经济还是会稳步地向前走。

以下为发言实录:

黄益平: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这个会已经开到第十四届了,我确实对房地产的市场不太了解,所以我只能分析一点关于宏观经济的看法。总结一下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大概是两句话,第一句话确实现在大家非常悲观,但我觉得可能有一点过度的悲观。第二句话,我们的经济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和我们过去40年面对的挑战可能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对每个行业可能都是这样的。

今年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学界也在开各种会回顾我们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展望未来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个人看我们过去40年,我觉得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前面30年,第二个阶段就是后面10年,中间以2008年为界,前面30年和后面10年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几乎在2008年前后看到了宏观经济和金融表现的一个大反转,几乎是180度的大反转。

第一,我们可以看一下增长速度。在2008年以前,中国的GDP增长平均达到10%左右,2008年以后,我们的增长速度一直在往下走,今天上午公布的第三季度GDP的数据6.5%,跟第一季度的6.8%和第二季度的6.7相比,似乎还在往下走。6.5在全球来看不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但我觉得可能我们有所焦虑和担心的问题是这个往下走还要持续多久,到底底在什么地方。

如果大家关注宏观经济分析的话,我相信大家有一个印象,我自己的印象是我们过去每过两个季度就会有人出来说经济很快会触底回升,过两个季度就说触底回升。有的时候看上去似乎是触底了,但后来发现触底之后又在下行,也就是说下行趋势似乎没有改变。这个是令人担忧的。

第二个比较大的反转是关于经济结构。在2008年以前我们一直很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所谓经济结构失衡就是投资占比太高,出口占比太高,消费占比不断地下降,这是我们说的三驾马车,主要就是两驾马车在推动,这是我们过去一直担心的问题。

出口占比太高,尤其是反映到我们贸易顺差或者是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很高,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我们自己不用,都卖到国际市场上去。这个在国外很多政客感觉是有问题的,原来大家觉得这样的数字可能反映中国的人民币被低估了,过去一直说中国的人民币被低估,要强迫中国的人民币升值。2008年以后这个问题已经过去的,去年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只有到GDP的1.4%,今年基本上是持平,0左右。意味着我们原来一直很担心的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一下子已经不在了,消费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力量。这是第二个,从严重失衡到不断地走向再平衡。

第三个很重要的变化是2008年以前我们的金融体系大致保持比较稳定,但2008年以后,最近大家都知道,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已经成为我们经济政策很重要的任务。所以,以2008年为界,我们看到前面是增长速度很快、结构失衡很严重、金融体系相对比较稳定,但是2008年以后看到的是增长速度不断地往下走,我们的经济结构似乎出现了再平衡,但是金融风险问题成为我们最大的担忧。

我们当然要问的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可能值得我们关注,为什么会在这十年之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第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变化是我们过去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路上,我们的政策、市场化的策略其实是不对称的。不对称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产品市场基本上放开来,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但是我们的要素市场,我们的劳动、土地、能源、资本,市场上的政府干预还都很多。

具体的体现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体现就是把成本人为的压低,第二个体现是在资源配置当中比较偏好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简单说这样一个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它的实质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在不断地补贴企业、补贴投资者、补贴生产者,这就是我们过去这样一个政策。当然如果要更深一步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政策?我觉得是跟我们经常说的双轨制的改革有关系。

什么是双轨制改革?就是一方面继续支持国有企业的运行,保持经济政治的稳定。另外一方面,为民企非国企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是我们过去的双轨制。但是在这样一个双轨制的政策下面,国企效率比较低,但要继续支持它运行,只能通过外部的政策。财政没有钱,政府采取的方法就是干预要素市场。

在金融部门我们可以简单把它看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银行的贷款利率非常低,第二个方面,银行信贷配置的时候比较偏好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所以这样一种信贷和金融资源的配置,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相当于一种实质性的补贴。这个结果就是居民补贴投资者和出口商,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强劲,但是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2008年以后我们看到的一系列变化,一方面是要素市场开始走向市场化,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开始发生改变,原来是严重过剩,到后来变成了短缺。所以,劳动工资上升,融资成本上升,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变化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原来推动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结构失衡这样一个政策机制发生了改变。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增长速度不断地往下走,同时我们的经济结构已经变得更加平衡。

我们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当前正处在一个从经济奇迹向常规发展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起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值得我们关注。增长速度会下降,收入分配会有所改善,经济结构会变得更加平衡,产业升级会不断地加速。我觉得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过去这几年这四个方面的变化,似乎都在发生当中,所以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在2008年前后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对要素市场严重扭曲的状况有所缓解,导致了我们经济和金融表现发生改变。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人均GDP从2007年的2600美金到去年已经到了8800美金。当然从数字上听起来也听不出什么,从三千不到到九千不到,本质的差异就是过去是中低收入国家,现在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优势就是低成本,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可以粗放型地扩张制造业,支持经济增长。简单的说,一个农民从农村移到城里头,他的经济效率就会提高,经济就会发展。到了今天接近九千美元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中高阶段,成本还在不断地上升,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面对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简单说就是过去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驾马车,一驾是支持投资的,主要是在东北、西北的的资源型的重工业。另外一驾是出口,是在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这两个行业现在都失去了竞争力,那么中国经济的下一轮增长需要我们培养和发展一大批新的有竞争力更高技术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或者服务业。这个转型正在发展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地下降,到现在还没有见底,我觉得核心的考验,什么时候能触底,真正触底回升看我们新旧动能的转换什么时候完成,我们的增长速度才有可能回升。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仍然在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当中搏斗,当然核心的挑战就是我们的创新做得怎么样。我们如果看宏观的数据,这是创新研发开支在GDP当中的比重,简单一个结论就是,和其他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研发开支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现在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很多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研发支出的比例。在日常的生活和经济活动当中,我们看到新技术不断地得到应用,在各个领域得到应用,这个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也就是说创新在发生,但是创新能不能从现在开始支持中国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这是第二个因素,为什么我们的增长在减速,经济结构在变化,就是我们现在遇到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挑战。

第三个因素,增长在减速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很可能是有一些短期的因素导致的。短期的因素我把它分成两类,第一类因素就是我们政府过去一直在做的叫三大攻坚战,三大攻坚战当中两大攻坚战,一个是环保,一个是防范系统性风险。如果再加上前面已经开始在做的去产能,这三个方面的政策如果是一下子全部实施下去,我认为它们是好政策,但是它可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短期的经济疲软。

简单来说,我们去一些地方调研会看到有些工厂关掉了,因为它达不到环保的标准。当然,我们从改善环境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从短期的生产或者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似乎是我们的动态变得相对比较疲软。在这个里头,很多人担心的当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还在不断地放缓,更担心的人是觉得现在我们的民营企业似乎受到了更大的打击。我个人觉得可能政府在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并没有特意地去制定政策去打击民营企业,但可能在客观上,无论去污染、去产能、去风险这三个方面的政策,从比例上来说,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确实会比较大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些政策可能还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时候在制定和落实政策时,喜欢做一些运动式的方式。运动式的方式就是要么不做,做起来力度非常大,短期造成的冲击比较大。

第二个担心的就是我们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影响。下一轮比较大的影响可能更多是来自于对我们的产业供应链的重组或者是产业的重新定位。

所以,总结一下看,从过去40年看,2008年先后我们的宏观和金融发生了逆转,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的因素是,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在提高,或者政策扭曲在减少。第二个因素,我们现在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产业结构需要做非常大的重组。第三个,就是短期的一些政策也导致了我们经济活动的一些波动。这样短期的政策很可能过一段时间会过去,或者会缓解,或者政策会作适度的调整。但我觉得方向很可能不会改变,这就是我们未来可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这个对我们经济政策造成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现在确实是政策面对很多的任务,起码在短期内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个方面的任务是要支持产业升级换代,因为我说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增长下去,看我们能不能培养出很多新的产业来,有竞争力的产业。这样的挑战,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亚洲四小龙在80年代、90年代就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当时他们把很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搬到了珠江三角洲,然后开始了产业升级换代之路。当时他们也很悲观,觉得没有事情做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都成功地走过来了,而且走的路不是很一样的,韩国主要是大型制造业,台湾主要是中小企业创新和代工,香港基本上就是高端服务业,新加坡是一个组合。其实你看走的是不同的路,但是最后达到了一个同样的结果,我们中国可能要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从政策角度来说,如何支持产业升级换代?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二个,当然我们同样会面对的,既然是宏观政策,就要支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速度如果是明显疲软,政府就要采取政策。最近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做了一定的调整。

第三个,现在我们特别担心的就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在2008年以后确实在上升,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增长速度下降,很多微观层面的资产负债表就恶化了。比如说我们经过四万亿的刺激政策,确实是杠杆率大幅度地上升。还有,比如说我们过去的监管政策、监管框架有一些问题,因为在正规部门监管比较多,所以金融创新很多,金融创新就体现在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民间借贷等等都很活跃,他们都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的各种活动。问题是没有获得很好的监管,所以风险一下子就都爆发出来。所以下一轮我们的政策挑战其实是比较复杂,要支持产业升级换代,要支持宏观的经济和金融的稳定,要控制我们的系统性的风险,政策的挑战确实比较大。

在这里头当然我们其中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重组我们的金融体系。从去年年中,中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开始,我们的监管框架、我们的金融政策其实在做很多的调整。我觉得可能核心问题还是要继续走市场化的道路,走市场化的道路可能最重要的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在融资结构方面,银行的比重太高了,可能要下降,实际是说我们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第二个方面是来看我们现在在资源配置当中,政府的干预还是比较多,能不能落实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第三个,改善我们的监管,其实是怎么样守住我们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总体而言,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政策讨论,这些问题有很多的争论,尤其是下一步我们民营企业有多重要,我们应该怎么样重视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当中的作用,市场机制要在下一步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外开放有多重要,尤其是现在面对这样一个挑战。

最后,作一个结论,我主要说三点。第一点,确实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常态,我用我过去研究的语言,就是已经从经济奇迹走向了常规发展。这个常规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增长速度会下降,我们的经济结构已经在再在横。过去中国如果曾经创造过世界性的故事,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出口就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市场上,中国曾经占到三分之一。这个投资,我们曾经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上的购买力非常惊人,中国一去买,价格就起来。所以在这两个市场,我们曾经印证了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但是这两个在慢慢变弱,我们还是很重要的市场参与者,但是相对的力量在变弱。

如果中国下一步还有一个世界性的故事,我觉得是中国消费者的故事,当我们14亿人的消费开始增长,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我觉得消费的增长速度会超过我们GDP的增长速度。这个可能变成一个全世界都会关心的市场,这是我觉得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新的世界性的主题。

第二件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现在确实面对很多政策型的挑战,最大的经济挑战就是有没有创新能力。世界银行提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他是发现在1960年的时候,全世界有101个国家都属于在中等收入这个区间。过了50年以后,在这101个国家当中只有13个经济变成了高收入经济,其中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剩下的88个国家或者经济仍然处在中等收入水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你可能永远都变不了高收入经济,这是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

为什么有的经济可以变成高收入经济,有的经济变不了高收入经济?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你有没有创新能力,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前面说的民营企业如何看待市场机制,如何看待民营企业至关重要。我有一个同事做过一个研究,我们政府花了很多钱,我刚才说,研发的开支补贴非常多。但你发现绝大部分的研发开支都去了国有企业,但事实上谁做的主要的创新,基本上就是民营企业贡献了大部分的创新。所以像这样一个政策未来怎么定位、怎么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金融稳定是一个挑战,我们一直说中国过去40年来是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这样的一个纪录还能保持多久?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三,我们面对所谓的逆全球化和面对贸易摩擦这样的挑战,中国的对外开放还要不要持续?这是我们下一步将面对的三个挑战,我个人觉得这三个挑战做得好不好,将决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

最后一点,我个人还不是那么悲观,我觉得短期内我们确实会碰到很多困难,大家都觉得比如说民营企业受到打击,金融风险有上升。我们在全球危机刚刚过去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全球危机风险一上升,民营企业开始往回撤,而国家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一推出去,当然是支持国有企业的增长。但是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表现,从大势来看,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的一个方向没有改变。民营企业利润率更高、生产效率更高,他们在就业、产出,在总利润当中的占比持续在上升。当然在年度之间有一些波动,这个方向没有改变。

而且我们看全国的经济,我感觉我们各个地方看中国的地图,其实是各个地方不太一样,但基本上非常明确的一条,市场机制在很好地发挥作用,企业家很活跃,他们的创新没有问题,经济的产业升级换代也没有问题,增长也没有问题。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的总体看法是我们现在确实碰到很多困难,有很多关键的政策因素我们需要作决策。但是往前看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过度悲观,我觉得中国经济还是会稳步地向前走。

谢谢大家!

编辑:林辰
黄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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