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功近利这种病从楼市向全社会蔓延

本文来源于:乐居财经 袁一泓 2018/08/31

必须引入外部强监管制度。而最有效的外部约束制度就是法律法规。

针对过度强调高周转、追求规模的现象,前阵子我写过一篇稿子,建议规模已然很庞大的主流房企,把速度降下来,并由此修正调整企业的有关战略和机制。所以,当看到碧桂园中报杨国强《致投资者的一封信》提出,“宁可放慢一些速度,追根溯源地全面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我还是很高兴的,虽然我不会自大地认为人家是听了我的建议的结果。

过去三四年,“唯规模论”成了地产界无往不胜的通行证。它的背后是市场份额日益集中化的趋势。你不进100强,可能会被甩出200强;不进30强,可能连50强也保不住。被开除出地产圈的恐慌,扼住了每一位中小地产老板的喉咙。

高周转、求规模,无可厚非;但当它们与跟投机制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生变异——职业经理人与公司利益绑在一起,除了保障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还要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双赢,听起来很美好,对吧。但世上从来没有人人满意的晚餐。

职业经理人都明白,在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签的背景下,新房上涨的空间被封堵了,三四五线城市的韭菜收割完一茬再长就需要时间,可公司一味要求销售额增长、回款率增长、资金成本下降甚至利润提升,而这一切又与个人绩效、奖金直接挂钩,怎么办?

有位朋友在某中型房企任职,有一次他喝多了说,地产越来越难干了,最多再干两年,完成了财富积累就离开,“现阶段的目标就是想一切办法挣更多的钱,我知道这很庸俗,但也很现实”。在这种心态驱使下,职业经理人的动作大概率会变形,甚至发生“化反”。这个时候还保证工程质量,难如唐人入蜀。

我曾经说过,速富、暴富的心态,是从楼市、股市滋生的。投资一套房,10年增值10倍,卖房后几乎是纯收益,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好的买卖。而房价的上涨,又将资产市场的心态传递到了整个社会:辛辛苦苦挣那点工资,可见的将来都买不起房,所以梦想一夜暴富。很难要求年轻人必须抵挡得住。

后来我发现,极致追求规模的现象也在向科技企业蔓延,尤其是流量模式企业、平台型企业(也许,这种传染病基因在各个领域本来就一直潜伏着,只是恰逢某个时机爆发?)。

前者以摩拜单车、ofo单车以为代表,至今还在为如何盈利而苦苦挣扎。后者以拼多多为代表。这家成立不过3年的企业,迅速成为中国第三大电商平台,并于今年7月实现赴美上市,从创造资产财富的角度看,委实是一个传奇。

拼多多几乎自创建之日起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人们质疑它的,就是平台上充斥着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你要是说创始人和投资人不知道这种现象,谁也不相信。那为什么不等平台基本解决了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以后再上市呢?

因为资本不愿意等,没耐心等。不少创业公司尤其是科创公司,一轮轮融资后,资本的成本不断垫高。有些企业还与投资者签了对赌协议,如果不能如期上市,就要付出较大代价,创始人甚至会失去控制权。资本要尽早兑现收益,就不会允许你“慢慢来”。

有人说,对新创企业要宽容些,请给拼多多这样的企业一点时间。但持这种观点的朋友忘了,明知假冒伪劣泛滥,却要我们容忍,就是对知识产权的最大藐视,对社会责任和商品安全的极不尊重。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

上述观点的立论基础,是企业的自我进化。常识告诉我们,寄望于企业的自我约束和提升,是靠不住的。原因很简单,资本是逐利的,而且往往是利益最大化。企业利益与社会要求它承担的责任或者说社会责任,大概率不能达成统一,就如同房企的公司利益与职业经理人的利益、社会责任很难达成一致一样。

滴滴顺风车也证明了这一点。从5月份郑州空姐遇害到8月温州赵女士被害,表明企业的自我整改,并不能实现人们期望达到的生命财产安全系数。因为资本追求规模最大化、利益最大化的功利化动力,天然地会将安全责任放在次要位置。

必须引入外部强监管制度。而最有效的外部约束制度就是法律法规。这就是为什么原本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电子商务法》审议过程,如此受社会公众关注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拼多多事件和顺风车事件起了很好的普法作用。

愿望高悬,仅是理想,个体的自我审度,企业的自我约束,从来不可能回归真正的初心。说到底,现实世界,没有人能逃脱利益的牵引纠绊。飘浮躁动、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不仅有赖于道德良俗的引导,更重要的,是制度规则的规范。立法者,不可不慎也。

编辑:樊睿昕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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