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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乔:房地产税涵盖两亿多家庭 需考虑做好法理准备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5-05-13 09:28:59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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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开征房地产税,理论上要涵盖两亿多家庭,在理论上、在实际上、在法理基础上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俞乔5月12日在清华-《财经》·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论坛3上表示。

他表示,税制改革是不是能够在局部试点,总体推动,这可能需要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背景。如国家经济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或者90年代上半期,可能是好的试点时期。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俞乔:我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讲点意见,首先讲财产税,他确实是一个单一的一项税,任何税都会扭曲,而且特别涉及到刚才许局长说所有的资源在流动的情况下,我们考虑问题不能从局部考虑,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增收财产税,一个地方征收了,其他地方也征收,这就形成了税收上的差别,首先会影响什么?首先会影响资金的流动,资金流动的结果是什么?资金的流动就会有些地方资金流入,有些地方资金流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影响,资金的影响。资金流动之后的话,会发生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比例会发生变化,资金大量流出之后的话,这个地方的劳动和资本的比例,以前是均衡的,现在你劳动力过多了,资本相对稀缺了,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会看到,资本的回报下降,但是劳动的这么一个汇报在下降,这时候你的工资上涨就下降了,所以说凡是资本流出的地方,我们一定看到工资是下降的,而资本流入的地方,他同时工资是上升的,这就是上海的例子,也刚好是苏州的例子。另外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土地卖不出价格,土地和资本之间也有一个均衡比例,如果在完全均衡的市场条件下,一般条件下,会达到这么一个比例,考虑到城市的区位优势,考虑到城市经济体的吸引力等等,如果仅仅是增加一个城市的税收,或者财产税高于其他城市财产税,这时候就会形成什么呢?财产税高的城市他的资金流出,他的资金和土地就会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持有土地的资金回报下降了,最后就会形成什么问题呢?形成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共同承担,这长期是共同承担的叫财产税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搞这个级差,有差别的财产税,各个城市都拉平,全国统一了,有没有可能?理论上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情况出现,就会有资金的流动,资金就不投在房产上,投到其他方面,其他方面完全是可以吸纳的,比如股票等等,不仅仅考虑到一个行业,不仅仅考虑到一种资源,我们是考虑到多种资源,多种资源之间有一个配合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经济学的思考,我们要从理论上把这个事儿想清楚。

第二个问题我比较同意任总讲的,需要全盘思考,不单单是税制改革的问题,对我们整个税收体制会发生重大的冲击,我们知道收税无非就是对几个方面收税,一个对主体收税,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第二对商品,第三是对资产收税,我们现在国家已经逐步开始走向富裕了,人民以前是没有财产,现在有了资产了,我们可以对资产收税,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住房到底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最后就涉及到我们国家总体的税收结果的问题,总的一年的国民收入,就这么多,完了之后无非就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进行划分,如果我们这一个单一税种增加了,其他税制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就会出现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最佳税率的比例,我们知道,当年里根要上台竞选,当时他在经济上不是特别懂,他是演艺界出身,口才不太好,需要别人出主意,怎么才能竞选成功,拉法曲线,教授就告诉他,你就减税,只要减税的话,你就增加你的人气,大家会拥护你,而且政府的收入并不会降低,因为以前在民主党时期税负过重,大家不生产,你一减税,你的人气就上升,所以我们在思考财产税的同时,必须要思考其他的税制,其他的税负,我们甚至整体税制的改革问题,这可能是一个契机,以前是考虑怎么把钱收上来,没有考虑我们怎么要放活水,养大鱼,要能够使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特别是要让民间有活力,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是需要深入的研究,在经济学上发挥两点。

另外一点,第二点我想说的,在法制社会的建设上,财产税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税,刚才任志强同志也讲到,任志强老总也讲的非常有意思,我们是在一个公有制的基础上来收私有制的税,他这个说法呢,简而言之,但是是有道理的,我们从建国以来,基本走的道路就是剥夺有产者,到最后又给予人民以资产,走了180度的转弯,一个U型曲线,现在最根本性的财产定义,我们还称之为不完全产权,这是根据82年宪法,我们对产权的定义,跟土地相关的建筑,我们没收资产首先是从没收土地开始,从重建产权制度也从这一点重新开始,好了,到重建产权,到70年代末,一直到82年宪法规定了这么一条,真正对土地的定义到现在还长期沿用的就是82年的宪法,82年宪法规定了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我们现在是在国有土地的基础之上,建立了老百姓的这么一个拥有房屋的产权,所以说我们讲这个产权是不完全产权,产权,根据产权的定义是一个Bundle,在香港也存在,在新加坡也存在,这里面可能产生问题就非常大,刚才也有这么一个提问者提到小产权问题,如果征收房地产税,不叫房地产税,我们叫财产税,准确的定义是财产税,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么一个叫集体产权上的小产权会遍地开花?不一定,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么一个有限私有产权在经历了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价格大幅度的贬水,到了70年期以后,还需要重新缴纳土地,这时候怎么定价,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有20多亿城市家庭,这是非常大的群体,我们对个体、主体进行征税,个人所得税也不超过三千万人,大概两千多万人的群体,如果我们开征房地产税,理论上我们要涵盖两亿多家庭,这其实对大家的私有财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征收,我们在理论上,我们在实际上、在法理基础上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我觉得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三点我想讲一讲这么一个叫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和征收财产税之间的关系。根据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经验,财产税征收的话,对是居民进行征收,征收的我们称之为纳税区或者选区,constitunency,当时比较小,比较低层次,他是和民间之间是有高度互动的,比如钱用到什么地方,我们一个提问也提到这么一个问题,你是纳入一般性的财政开支,政府拿去修地铁、建工厂还是用在本社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开工资,增加工资,这是不一样的,这就很大差别的,这涉及到一个constitunency,我们一步一步走向现代化,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就是什么呢?逐步要承认不代表不纳入这么一个根本系统,我们全球主要的发达国家,他治理的核心环节是什么?核心环节其实就是关于政府怎么样收钱,怎么样用钱,这个钱怎么管理,在议会和行政当局进行博弈,很多重要的决策都已经由行政部门主导了,因为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必须瞬间决策,但是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关于税收,财政的问题,显然是由议会、国会,行政当局两边进行探讨,进行一个博弈,然后进行辩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是需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这是一个好的出发点,我们把这个选区、纳税区往下走,这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关心自己身边的利益,知道自己的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花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推动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另外我补充一点资料,我查了一点资料,关于财产税到底占国家总的税收的比例,还有地方税收的比例,作为许局长的一个补充。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财产税占整个收入20%左右,如果把中央联邦和地方政府所有税收加到一块,也就7%左右,这也不是一个小的税种,也是比较大的税种。对德国而言,德国的州的所得税为主,德国也是联邦制的国家,他州的占60%,财产税占6%,德国的地方所得税占80%,财产税占18%,(斯堪的维亚),罗马、丹麦、瑞典,这些地方税种并不是财产税,是所得税,所得税占支配地位,日本我们临近的大国,他的情况和德国非常接近,只不过他的财产税稍微高一点,另外爱尔兰、荷兰、新西兰,他是财产税占绝大多数。所以我总结一下,税制的演变应该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多元博弈取得共识的结果,不能是仅仅用一方推,最后的话,恶果会非常大,谢谢大家。

俞乔:许老师我补充一下刚才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咱们的税制改革是不是能够在局部试点,总体推动,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需要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试点,或者在90年代上半期,可能也是一个好的试点,现在按照老美的话说,整个情况还挺不错的,Business as usual,这时候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一改的以后也说不上来怎么办,出现了重大的税收滑坡,国家的机器就很难运转了,这是巨大的风险,这是第一个增值压力。第二如果进行重大的税制变动,经济条件比较好,大家都能接受,你推出重大的改革,这时候有民间的反叛的风险,一个例子,撒切尔夫人下台,就是一个例子,撒切尔夫人的这么一个叫社会认知度也非常高,他把英国带出了这么一个长期不前的人头税。

清华-《财经》·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论坛3于5月12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主题为“再论‘房地产税’”。

(编辑:wenjing)
关键字: 俞乔 房地产税 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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